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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由原来的16条修改为18条，加大对文物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追究的罚款数额，由原来最高50万元增至500万元，情节严重的最高可罚1000万元，并且根据前面六章条款修改以及相关立法要求作出相应修订。譬如，第八十三条第一款对应法律规定的文物保护要求，增补了需要责令改正或者进行处罚的两类违法行为，包括未制定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措施，或者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措施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对应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先考古后建设等制度，缜密夯实有关法律责任，这将有效扭转曾经时有发生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为建设工程“遁形让步”的被动局面，切实加强地下文物保护，确保文物安全。

影视作品应该是基于现实的艺术升华，不能严重偏离现实轨道，更不能背离审美的基本原则。即便在所谓的“审丑”的网络亚文化的概念里，这些负面元素也不可能引起多数人的认可。那些讴歌企业家拼搏精神的作品，倡导积极面对生活和挑战的微短剧，就算没有那么多噱头，它们终究是立得住的作品。在最基本的价值观与创作理念上没有问题，才有可能升华到艺术风格探索的层面。

　　　　将《敕勒歌》与相关历史事件密切结合，显然是近代以前一以贯之的诠释路径。可见古人关于《敕勒歌》“慷慨悲凉”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来自文本，不如说来源于玉壁战败后高欢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移情。正如清人袁枚所云，“唱罢阴山《敕勒歌》，英雄涕泪老来多”。到了近代，文学研究者才将《敕勒歌》与作为伴随文本的《北史》《北齐书》剥离，终于使其作为一首记叙塞外风光的“北朝民歌”写入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