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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笔者建议，中职教育未来的改革包括4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压缩中职专业目录，实行大领域学习模式，使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有更大的专业选择空间；二是增加公共基础课程学时比例，压缩专业课程学习比例，减少专业课程门数，增强理论性，聚焦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需要的专业基础能力的培养，但不能完全放弃专业课程学习；三是集中专家力量系统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对高中阶段专业基础能力学习的要求，形成学习标准，据此开发具有统一性的核心课程与教材，以增强学生在学校与专业选择中的自由度；四是加快推进职教高考制度建设，为学生进入高等职业教育搭建制度保障。这也是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国际趋势。

北京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提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品质，实施文物保护工程200余项。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开园，万寿寺面向公众开放，路县故城遗址“一馆一园”将于明年对外开放。成功创建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国家5A级景区，北运河（京冀段）全线62公里游船通航，建成开放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成为北京文化新地标和市民热门打卡地。

　　　　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