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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前：数据显示，自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开展以来，农村新能源汽车每年的销量规模达到100多万辆。从2020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开始到现在已经5年。5年间，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数量快速增长，充电基础设施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享受着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便利。智能化、网联化、安全可靠等方面性能的全面提升，也改变了乡村消费者心目中新能源汽车低端车的印象。新能源汽车下乡切实起到了助力美好乡村建设的作用。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表示，古太湖石“汇云峰”落地上博东馆屋顶花园“云林”，不仅为此处江南园林增色添彩，更为上博开展江南文化与古典赏石主题的研究和展示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样本，进一步夯实了藏品基础。(完)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