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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家证实，文明交流互鉴早在中华文明起源时就已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少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彩陶、黍、粟等逐步向西传播的同时，源自西亚和亚欧草原的黄牛、绵羊、山羊、小麦、青铜和块炼铁技术、马拉战车等也先后传入中国。”韩建业说，外来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加速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步伐。

较早出土的睡虎地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均已呈现出篇章分明的结构。云梦睡虎地汉律、荆州胡家草场汉律和益阳兔子山汉律目录大致相同，进一步展示出集篇为卷、两卷并存的格局。兔子山律目分为“狱律”“旁律”两部分，其中“狱律”包含告、盗、贼、囚、亡等十七篇，“旁律”包含田、户、仓、金布、市贩等二十七篇。当时的律分“罪名之制”和“事律”两类，大抵“罪名之制”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刑事法律；“事律”是对违反制度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行政法规。西汉早期律典中，“旁律”诸篇均属事律；“狱律”虽然以“罪名之制”诸篇为主，但却夹杂几篇“事律”（效、关市、厩律等）。这种安排很不好理解，或许与萧何制定“律九章”的历史有关。

　　　　童红宁介绍，研究团队历时7年，创制了1万份（约16万个单株）复粒稻诱变株系，最终筛选出2份不簇生突变体株系，从而定位到发生突变的基因。通过进一步解析，研究首次发现，油菜素甾醇可以通过调控水稻穗二级分枝调控穗粒数。田间试验显示，与不簇生的复粒稻对比，该研究采用的一份复粒稻二级分枝多了35.2%，让每穗穗粒数增加了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