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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诗歌的盛世”和“国家的盛世”不能简单画等号，但二者关系密切。薛易认为，国家繁荣昌盛才有可能“文治”，诗歌才有勃兴的可能。国家“文治”，科举制度才能真正实施，诗歌才有用武之地。同时，诗歌也彰显了国家盛世的气象。“诗歌的盛世”让“国家的盛世”更有光彩。

斯坦尼斯对如何运用毛笔控制釉料、用中国水墨画的方式将非洲人的脸谱画在瓷器上很感兴趣。“如果时间允许，每年我都会到景德镇住几周，听讲座、看展览，跟不同国家的陶艺家交流、学习，探索新的艺术表达方式。‘串门’是景德镇艺术家很喜爱的一种交流方式，每当推开一扇艺术工作室的门，你总会有新的发现。我希望能学到更多，并将所学教给我的非洲学生。”他说。

　　　　法国作为引领欧洲的文化重镇，虽然对华贸易量在欧洲诸国中不值一提，甚至所需中国商品都是转道而来，但上至皇室贵族下到新晋市民阶层对东方文化尤为喜爱。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宫不仅是法国的政治中心，相当程度上也左右了欧洲艺术的走向，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中国风格”的策源地。红衣主教黎塞留就以中国产的漆木家具作为炫耀财富和品位的重要手段。而对洛可可艺术发展举足轻重的蓬帕杜女侯爵对中国漆器的钟情，更是为“中国风格”加重了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