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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注意到，多地出台的手机“禁令”并未“一刀切”。比如，《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规定，“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学校应当在公共区域设置公用电话供中小学生应急联系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龙舟起源于民间龙舟竞渡，是汉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的重要习俗，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为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历经岁月变迁，龙舟比赛已从中华大地走向世界，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城市庆祝活动的热门项目，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对外展示的一张亮丽名片。在本届运动会上，龙舟项目不仅是一场力量与速度的较量，更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交流的大舞台，各民族运动员同场竞技，携手传承这一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续写着龙舟文化的崭新篇章。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