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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柯桥，必然绕不开桥。”在柯桥古镇保护中心主任王紫华看来，“三桥四水”是最能体现柯桥古镇风貌的精华地段，即融光桥、永丰桥、古柯桥三座石桥，将西兴运河与柯水这两条河流划分为四个区域，周边由融光寺、城隍庙、翻轩长廊以及古河道、古街道等建筑围合的区域，是古镇风貌的核心展示区，“站上‘三桥’眺望，视线可以抵达柯桥古镇及周边的任何一个地方。”

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孟子集注》在元明成为科举时应答的标准，它亦确立了近乎经学的地位，人们渐以权威视之，其僵化的趋向也愈发明显，而心学一脉的崛起则再次释放了《孟子》原本作为子书的活力。前文提到子学传承者与先秦诸子具有相近的实践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诸子与子书不以权威视之，双方有一种平等的、近乎知音的关系。而心学家面对着已然成为经书的《孟子》，他们仍然能高扬自身的道德主体性，欲发明自己本心来遥接先圣，与之实现精神上的会通，这显然有着子学传承者的气质。既然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实践活动便是先圣真精神的展现，自己阅读经典时偶然间契合于己心处才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由此“六经注我”从最初的理论命题发展为诠释模式，这在《四书评·孟子卷》《四书遇·孟子卷》等晚明孟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此时已归入经学的孟子学获得了新气象，在当时的经书研究中独树一帜，而这又与子学式传承模式密不可分，在这里，经学与子学互补而相得益彰的规律再次得到验证。

　　　　将《敕勒歌》与相关历史事件密切结合，显然是近代以前一以贯之的诠释路径。可见古人关于《敕勒歌》“慷慨悲凉”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来自文本，不如说来源于玉壁战败后高欢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移情。正如清人袁枚所云，“唱罢阴山《敕勒歌》，英雄涕泪老来多”。到了近代，文学研究者才将《敕勒歌》与作为伴随文本的《北史》《北齐书》剥离，终于使其作为一首记叙塞外风光的“北朝民歌”写入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