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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从小在石家庄长大，当时的我对内蒙古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咸味的奶茶，红汤的羊杂，拗口的方言，以及全新的工作。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准铁路人”，接到电话询问“拐八幺拐”那趟车的时候，我一头雾水。师傅跟我解释后，我才明白是在问7817次列车，于是我开始疯狂学习关于铁路的一切。慢慢地，记忆中的俄语专业知识被我淡忘，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陷入了安逸的“圈套”中。

在和摩梭人相处的过程中，欧冠葳积累了很多疑问：盛饭为什么要盛两勺，不能只盛一勺？祖母屋的门槛为什么这么高？“这些问题很细节，很难找到一个专门的咨询场所。”一个学生告诉他，自己的爸爸有一个博物馆，或许能解答他的困惑。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杰弗里·卡恩指出，自太空竞赛以来，社会对风险的态度已然发生变化。卡恩曾参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独立研究小组，负责分析与宇航员生命相关的伦理问题，探讨哪些风险值得承担。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成本效益的计算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当时，赢得这场太空竞赛虽被视为高风险，但也潜藏着巨大的回报，值得一试。然而，如今的任务动机显得更加模糊，风险仍然存在，但不再像过去那么极端，而与之相伴的回报也不足以证明值得承担如此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