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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艺术疗愈不仅是对现代艺术形式的应用，也包括对传统艺术技艺的整合。这些传统艺术形式（如剪纸、刺绣、陶艺等）通过其重复性、专注性以及最终成果的美感，使创作者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艺术疗愈过程，不仅可以在治疗过程中为个体提供深层次的情感治愈，还有助于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让艺术疗愈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桥梁。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李商隐辗转多地为官，都郁郁不得志，足迹远至桂林，这已是唐人认为极为遥远的所在。他的人生轨迹一如圣女祠所在的幽深峡谷，压抑、幽暗、被人遗忘。年近四旬时，妻子不幸逝世，李商隐在悲痛中接受东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柳仲郢的邀请赴蜀地任职，再次沿嘉陵江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