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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6号陵出土有两段雕凿精细的雕龙栏柱，柱身三面刻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祥云缭绕，造型生动，展示了当时高超的石雕技艺。其上的龙纹图案，代表着皇室，与中原地区的龙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反映了西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明确规定在西夏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龙的图案。这一雕龙栏柱证实西夏与中原王朝一样也将龙作为皇室象征。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的社会科学家进行的分析汇集了22项研究的数据，检测手机的存在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以确定“脑力流失”的假说是否可信。从总体上来看，这项分析证实了上述研究的结果，即手机离人们越远，就越容易集中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