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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大众心理需求是基础。作为形容词,“萌”意为稚嫩而惹人喜爱的。在中外原始美术作品中,便不难发现“萌”艺术。如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的代表作——陶鹰鼎,以鹰为原型,两眼圆睁,身材健壮优美,双爪与尾羽巧妙形成三个支点,撑起整件器物。当时,并没有所谓成熟完整的美学理论和创作原则,“艺术家”的作品大多遵循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对“萌”有与生俱来的好感。此外,历经数百万年的繁衍生息,人类早已形成对周遭事物随时保持警惕以使自己不受威胁的生物本能。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萌物毫无攻击性的外形,在心理上给人以安全感,甚至带来轻松愉悦的审美享受,成为人们释放压力的出口。同时,不少人期望单纯轻松地生活,怀念儿时无忧无虑的状态,因此喜欢在生活中保留具有低龄特点和可爱特征的语言、物品、装扮等,在生活消费、审美追求等方面表现出对“萌”的倾向。这种试图化解心理压力的动因,是“萌”艺术流行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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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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