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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成都市少工委办公室与成都博物馆共同推出“红领巾小小宣讲员”常态化社教活动，不仅设置了专属的博物馆、展览及讲解礼仪培训课程，还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了讲解词。“红领巾宣讲员是志愿服务的一部分。”成都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余靖说，“孩子们不仅能在学习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在服务公众的过程中感悟志愿精神。”

很多场合他向一些大学校长建议：通过观察课堂，看看讲课的人是否吸引学生参与，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在听讲，授课内容能否及时更新，授课教师是否完全掌握课程内容且充满激情，是否和学生有所互动，课堂上参与互动的学生占比多少……用这些数据来评估教学。

　　　　林品认为，“郭敬明模式”的一个问题是“颜值中心论”，“这个问题在互联网资本重构的本土偶像工业体系里又会导致唯流量论，二者都会导致去专业化。”在他看来，在饭圈语境下，流量明星对科班出身的演员的角色、戏份等方面的排挤，建立在粉丝经济之上的商业逻辑，对于内容生产者所应该遵循的文艺领域的创作规律，也有可能带来破坏和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