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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飞在文创领域已经做了20多年。他回忆，最早期，文创人做的是文物的仿制品，后来学习外国博物馆的设计理念，慢慢提升文创的品质，每个产品少则经过3次讨论会，多则五六次，如今，“国内的博物馆文创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

当前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增多，我国外贸外资发展承压。崔卫杰说，会议提出的一系列举措适应了我国开放重点从制造领域拓展至服务领域的发展趋势，也适应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新形势，有利于发挥外贸发展和吸引外资的创新优势，进一步激发增长潜能。同时，这一系列举措制度型开放特征明显，将进一步倒逼国内制度改革与创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建设推动改革向体制机制的“深水区”“无人区”迈进。

　　　　桐城派的发展演进正体现“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方苞提出“义法”说，从“有物”“有序”两个方面论文，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被视为桐城古文艺术论的起点与基石。刘大櫆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声求气”说，将“义法”说的“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表达中，又将“音节”与“神气”引入，使得依靠“义法”完成的结构有了生气。姚鼐对此有所反思，其《与陈硕士》的书信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姚鼐以为，“义法”是基础，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故编《古文辞类纂》，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又兼取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之后，姚莹、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说，重视文中的“事”与“物”，讲求实用，以中兴桐城派，从而开辟新的局面。梳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之路可以发现，桐城派作家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有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桐城派作家在融入“不同”时注重“和”的统一，如姚鼐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但又提醒：“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不仅意味着八字论文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前后相继，其理论本身亦是和谐自适的。以往通常认为桐城派能与时俱进，故而能绵延二百余年，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与外部时代的关系，就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看，更多体现的是“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