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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史整体上是从六经到十三经的注释史和诠释史。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孟荀直接注释“六经”的著作不突出。《论语》和《孟子》是语录体，《礼记》特别是《荀子》主要是按照主题展开论说的论述体。《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礼运》等久负盛名，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类文本也是论述体。汉代以后，《论语》和《孟子》重要性被升格。唐代《论语》入经，宋代《孟子》入经。在宋代，《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被单列为“四书”，中国经学也从汉唐以“五经”为中心变成宋代以“四书”为中心。此外道家、佛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诠释史，收入“佛藏”“道藏”和“儒藏”中的著作除了“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则是对“经”的注解和诠释类的著作。这些巨大解释和诠释链条中的著作后来也都成了古典学研究的对象。

　　　　四是在宋地沐浴“儒”风，习得“儒术”，基本确定了“为君子儒”（《论语·雍也》）的人生目标和职业取向。许慎《说文解字》释“儒”为“术士之称”。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提出儒之“三名”：广义的“达名之儒”泛指术士；狭义的“私名之儒”专指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类名之儒”，是指一种以治丧相礼等宗教事务为职事的古老行业。在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前，儒还是一种行业，此行业之人，似有约定俗成的职业装。孔子对鲁哀公问，说自己戴章甫之冠只是入乡随俗；但鲁哀公疑为“儒服”，也是事出有因。《论语·先进》记载公西华言志：“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可见章甫之冠正是从事相礼者所戴之儒冠。宋国多存殷礼遗风，以儒为业者众，故儒冠成俗。此行业之儒被孔子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有君子之位，又有君子之德的“君子儒”；另一类是没有君子之位，也不能苛求其有君子之德的民间儒士，即“小人儒”。孔子所树立的人生目标是“为君子儒”。后来具有民间儒士家庭背景的弟子卜商拜师入孔门，“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显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表现（《“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2012年第4期《河南大学学报》。以往论者释“君子”皆二分法：有德者、有位者。这在逻辑上不周延，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孔门所谓君子，是既有德、又有位者）。张秉楠作《孔子传》，其第二章第四节的标题为“以相礼助丧为职业的青年儒者”（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可谓醒目而中肯；但是囿于学界“孔子生于鲁长于鲁”的成见，只是根据孔子夫人是宋人，而推测其“婚前不久去过宋国考察殷礼”。现在，我们既知孔子“居宋”长达七年，耳濡目染殷礼殷俗天长日久，这就远非一两次考察可比了。长年累月沐浴儒风，岁岁年年修习儒术，不仅使孔子养成终身戴章甫之冠的积习，还使其具备了终身为儒的职业素养，并且树立起“为君子儒”的人生目标。这应该是孔子“居宋”最重要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