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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瓷器的生产，窑炉技术也是关键。景德镇的窑炉形制从唐代至宋代模仿外来的龙窑到元代开始使用葫芦窑，以及清代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蛋形窑，从而能够更加自如地控制氧化、还原气氛和窑炉温度，并且在窑炉的不同部位装烧不同类别的瓷器。当时，将近300座窑炉同时烧造，“四时雷电之镇”的称号可以说是毫不夸张。开窑后，烧成功的瓷器或直接在本地售卖，或用稻草禾秆包装进行长途运输，引来舟帆如云；而未成功的瓷器则被打碎废弃掩埋于地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河流的地理学认知，很早就达到了极高水平。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墓群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地图实物中，公元前300年前后的古人，就能于木板上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渭河上游各河流的分布情况。公元6世纪，郦道元写作的《水经注》中，对全国河流信息的掌握程度，已令人叹为观止。不但记载河流数量高达1300多条，不同河段的清浊、缓急、宽窄、丰枯等细节，都有明确记载。

　　　　这个夏天，从四川广汉跨越2000余公里，到北京大运河畔，三星堆首次“组团”进京亮宝。这些出土的大面具、青铜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古蜀人制作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三星堆与文艺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本期《艺术家茶座》，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文联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和中国文联文艺创作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理事、国家一级编剧杨启舫，一起来谈一谈“三星堆与艺术创作”这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