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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广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养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学风，初步奠定了他后来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知道：宋国奉殷先祀，殷遗民较多地聚集生活于此，殷礼殷文化也较多地保存于此，这使得孔子学习礼乐，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纵向比较的条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蕴堪称厚重，据《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传·昭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史，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既有温恭勤恪之美德，还是《诗经·商颂》十二篇的辑成者。也有史籍说他“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文），直接视之为《诗经·商颂》的作者。《商颂》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经亡佚，今存5篇，其《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咏歌殷商历史，赞颂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着对殷商盛世的怀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铭》《商颂》及其所辑之“乱”文观之，词语简洁、典雅、富于神韵，所遗传的孔氏家风亦可想而知。凡此种种，对于青年孔子较早涉及先周古礼、古文化，比较广泛地涉猎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养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学风和文化性格，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条件。

展览期间，两本大众篆刻图书同步亮相。《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集》从参展作品中选取260余件力作编纂而成，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与西泠印社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大众篆刻十八讲》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主要记录了大众篆刻理念推广20年来的大量实践活动和经典案例。

　　　　“数字创意在展览中的应用呈现出高体验、高沉浸和高传播的特点。数字化展览涉及视觉、听觉、味觉与嗅觉，给观众带来多维度且全面的感官享受，将参观转化为一种充满探索性和趣味性的过程。这种数字化互动的表达方式，传播速度很快，对于文化遗产的传播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张烈说。如今，他的理念与方法，陆续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陈和“数字隋唐”项目、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国家馆中得到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