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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秦简，近4万字，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等10篇，内容涉及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秦律占到一半以上。4万多个抄写工整的秦隶汉字，是墓主人“喜”的“工作笔记”，字里行间展示这位基层小吏的敬业与勤勉。“喜”生前存在高低肩、有颈椎病，经常跪坐对下肢造成了损伤，这是他长期从事文字抄录、伏案工作形成的“职业病”。“喜”能文能武，曾3次从军，参与并见证了秦统一六国的主要过程。《编年记》中，“喜”将自己的“私人年谱”与国家大事合编在一起，将自己的生命历程与国家的统一进程联系在一起。简牍让他的故事永久流传，我们通过“喜”看到他身后的那个时代。

　　　　据港交所披露，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月27日再次增持工商银行H股，涉资超4.8亿港元，持股比例升至17.03%。此前，平安保险及其子公司分别于1月2日、1月9日及1月20日增持工商银行H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