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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亚运会服务再创大型国际赛事服务记录。继北京2022年冬奥会后，淘麦郎今年又圆满完成了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全链路票务服务工作。亚运会期间，淘麦郎派出了350余人的专业团队，全周期负责场馆售票/换票、现场核验、场馆动线勘探、观众答疑等现场票务及系统稳定运行的保障工作。20天累计服务52个场馆770多场体育比赛，服务观众近310万人，单日服务超20万人以上。赛后，杭州亚组委票务中心运行团队指挥长苗崎涛赞许道，淘麦郎在杭州亚运会整个赛事周期服务上的稳定和高效彰显了其服务的专业性和领先性。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习银生介绍，目前，我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粮食产自主产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充分调动种粮农民和产粮大县的积极性。要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牢牢守住不发生“卖粮难”的底线。持续加大对产粮大县的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精深加工业，使主产区财力尽早达到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