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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云：随着石窟保护、学术研究、对外宣传各项工作的深入，云冈石窟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现在是旺季更旺，淡季不淡。2023年，云冈石窟年度游客突破300万人次，是截至当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而2024年到8月，入园人数就已经超过300万人次。

总体来看，敦煌乐舞的认识和研究已基本完成“是什么”的阶段，今后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乐舞的现实性和传播性持续发力。其中现实性主要表现在其与敦煌地区现实乐舞之间的关系，如出行图乐舞与乐营的对应，部分舞蹈图像与队舞制度的对应等。而通过敦煌壁画乐舞图像与敦煌画稿间关系的梳理，能够进一步理清壁画乐舞图像从起稿到绘制的全过程，这些都说明敦煌地区的现实乐舞为敦煌乐舞图像提供了大量蓝本。就传播性而言，我们需要将敦煌乐舞与古代乐舞史做关联，其中除了乐器定名、形制、演奏方式的梳理，乐队用乐编制的分析，舞姿舞种的考证外，还要将乐舞放置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观察，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乐舞文化在敦煌进行交流互鉴的深层次原因。

　　　　三是广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养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学风，初步奠定了他后来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知道：宋国奉殷先祀，殷遗民较多地聚集生活于此，殷礼殷文化也较多地保存于此，这使得孔子学习礼乐，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纵向比较的条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蕴堪称厚重，据《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传·昭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史，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既有温恭勤恪之美德，还是《诗经·商颂》十二篇的辑成者。也有史籍说他“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文），直接视之为《诗经·商颂》的作者。《商颂》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经亡佚，今存5篇，其《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咏歌殷商历史，赞颂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着对殷商盛世的怀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铭》《商颂》及其所辑之“乱”文观之，词语简洁、典雅、富于神韵，所遗传的孔氏家风亦可想而知。凡此种种，对于青年孔子较早涉及先周古礼、古文化，比较广泛地涉猎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养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学风和文化性格，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