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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孔子与颜回的对话仍然不符合儒家思想，也是寓言和重言。颜回去见孔子，说自己进步了，因为他已经把仁义忘掉了。孔子说你这样不错，但是不够。过了一段时间，颜回又见孔子，说自己又进步了，这次他把礼乐也忘了。孔子说很好，但是你还能进步。又过了几天，颜回三度前来报告，说他已经“坐忘”了。这个词是庄子独创的。孔子听了之后非常震惊，询问颜回何为“坐忘”。颜回说他已经忘掉形体的存在，忘掉理性思考，“同于大通”，进入了道境。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噬菌体往往与宿主群落形成一种微妙的共存状态。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噬菌体的捕食行为会导致微生物数量减少。这一传统观念忽视了噬菌体捕食行为对微生物种群空间布局和动态变化的深远影响。”王钢告诉记者，事实上，噬菌体不仅通过裂解宿主细胞直接影响微生物的数量，更可能通过重塑微生物群落的空间结构，间接促进或抑制抗生素抗性基因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