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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徐家辉和学生们以传统文化中美好寓意的故事为线索，不断绘制新图样。“有木版画爱好者前来定制图案，形式和内容都对我们提出很多新挑战，这也说明木版年画的路还长，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徐家辉说，“要先一步一个脚印，只有在做，才能变好。”

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仅是党纪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做事的行为准则。现实中，某些干部对百姓的福祉漠不关心，却很在意自己能不能升官，能不能赚取所谓的“名声”。在这种错误观念的驱动下，他们就会大搞“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有的官员透支地方财政，用各种看似“高大上”的建筑粉饰门面；有的官员不顾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大搞“盲目建设”……诸如此类的行为，无疑会给民众的利益与当地形象带来伤害。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