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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垒旺火活动源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因当地天气寒冷，以前生火是为了方便照明和烤火取暖。同时，旺火与灯笼相互辉映，寓意红红火火。高洁介绍：“直到今天，垒旺火仍是当地元宵节的一种重要庆贺形式，供人们回忆与欣赏。”

着实没想到，城市让大姑离开的方法最后竟是饮食，每每想到，我会觉得有点讽刺。不过，饮食如此，可能很多为人处世的人生道理也是如此？康德曾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强调的是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而我现在真心觉得，自己的“目的”不再是众人心中的某个她、某某评选标准下的优秀者，而是想成为独一无二的土地或者海洋——既能融入各种环境与人事的不完美，同样也能包容它。

　　　　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