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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也是为了助力于保护弘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钟芳蓉说，大漠深处的莫高窟记录着古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也记录着80年来敦煌研究院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文物工作者，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光辉事迹。一代代莫高窟人凝练形成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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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开始期待人工智能展现出更多的“人类特质”，比如能够自主学习、与人社交、对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甚至能主动解决问题。这种强主体性概念包含知识、信念、意图和责任感等人类特有的复杂特质，人工智能的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应，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例如，一个智能的医疗诊断系统，要能够根据病人的症状、大量的医学知识和数据进行准确诊断，为病人提供治疗建议。这个过程中，系统要展现出自主性，能够理解病人的需求，同时要兼顾治疗方案的医学伦理等问题。又如，自动驾驶汽车要能够感知周围的环境，有的还能够在复杂交通情境和伦理风险下制定和选择其认为的最佳行动方案。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反应，更是基于智能系统自身知识和价值判断作出的主动选择。
澳门六码复式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