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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广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养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学风，初步奠定了他后来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知道：宋国奉殷先祀，殷遗民较多地聚集生活于此，殷礼殷文化也较多地保存于此，这使得孔子学习礼乐，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纵向比较的条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蕴堪称厚重，据《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传·昭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史，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既有温恭勤恪之美德，还是《诗经·商颂》十二篇的辑成者。也有史籍说他“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文），直接视之为《诗经·商颂》的作者。《商颂》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经亡佚，今存5篇，其《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咏歌殷商历史，赞颂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着对殷商盛世的怀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铭》《商颂》及其所辑之“乱”文观之，词语简洁、典雅、富于神韵，所遗传的孔氏家风亦可想而知。凡此种种，对于青年孔子较早涉及先周古礼、古文化，比较广泛地涉猎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养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学风和文化性格，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条件。

科技日报昆明11月24日电 （记者赵汉斌）记者24日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获悉，该台研究人员近期与合作者一道，在日冕径向较差自转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这对弄清日冕自转随高度变化的规律性及其时间演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相关论文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最早对“和”文化展开讨论的是西周时期郑国的史伯，《国语·郑语》载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时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史伯看来，“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则不能有所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关于“和”与“同”的差异，史伯进一步解释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不仅能区分“和”与“同”，更深刻地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有“不同”的融入，又需要“和”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