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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仅列出辽博的部分秋景画作，在琳琅满目的古代绘画中，描绘秋景的画作极多，尤其到了元明清之际，大多数画家笔下都有秋景的呈现。在这些古画里，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秋意，有的冷僻萧瑟，有的生机勃勃，还有的带着浓厚的人情味，不论这些秋天是何种景象，它们都是属于秋季的一丝古韵。

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

　　　　再来看形式，不论透过洞窟还是壁画来观察具体的乐舞，都可以发现其形式是与佛教紧密结合的。敦煌乐舞图像中乐伎和舞伎的分类标准一直沿用以佛教形象作为区分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最为直观、有效。以乐舞图像绘制的位置而言，洞窟窟顶四披、四壁上段以及龛顶位置通常会绘以天宫乐伎、飞天乐伎、天宫舞伎、不鼓自鸣乐器这一类与佛国世界中天界相关的乐舞图像，而菩萨、药叉、化生、世俗类的乐舞伎则大多出现在壁面的中段或下段位置。在经变画中也是如此，不鼓自鸣乐器位于天际的部分，乐舞组合出现在说法场景前部，迦陵频伽乐伎更多分散在说法场景的周边区域，以上这些与佛经文本中的记载是能够完全呼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