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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汉之后的又一盛世，兼容并蓄的唐朝除却异域色彩浓厚的金银器外，在漆器风格上继续保有盛世气象。唐诗中所谓的“丹殿”同样不绝于诗人之口。在五代时期，即已出现今天已轶的《漆经》。明代，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继续扩大的市民阶层，促生了中国唯一保存下来的漆艺专著《髹饰录》，有学者将其视为“漆器消费走向公众的标志”。无独有偶，约二百年后，鉴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漆器在欧洲方兴未艾，1688年和1771年英国和荷兰分别出版了两部关于漆艺师漆器工艺的专著，对于欧洲的漆器产业和艺术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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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