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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子学”看来，子学式的孟子研究恰可与哲学式的孟子研究形成互补。结合哲学学科的经典问题来研究孟子时，其关注点在于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等相关领域，这些问题是东西哲学的重叠论域，亦是孟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但当时孟子思想的形成却未必以此为出发点，在东周乱世的背景下，孟子应与其他诸子分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致治”，以此为出发点而逐步衍生出性善、仁政、民本等系列学说。子学式孟子研究应将孟子置于诸子百家求治的语境下，在诸子求治路径的参照中理解孟子的致治思路，由此对孟子性善、存心、养气、事天等内圣之学形成新理解。诸子求治是为了拯救在周代礼乐文明崩溃后的乱局，这也是对新文明形态的展望，诸子思想深入地参与到了秦后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建构历程中。“新子学”侧重讨论孟子及其他诸子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文明的论域与哲学的论域不同，它更关注经验的世界而非超验的世界，其论题涉及：文明体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各文明体之间的关系；文明体内在的秩序结构与权力形态；文明体中群体行动模式及其深层的精神依据；文明体的形成演进规律；文明的物质基础等等方面。当《孟子》《中庸》等书与这些问题结合起来时，我们讨论的便不再是具有普遍意味的哲学类问题，而是具有特殊意味的中国性问题。我们相信，在哲学视野下，孟子思想及中华文明会映照出愈发璀璨的闪光点，而在子学的视野下，孟子思想及中华文明会呈现出愈发完整而独立的轮廓。钻石因切割而璀璨，哲学便是切割孟子思想的刀，奇石则因无雕刻之痕而珍贵，子学正是要存孟子思想之原态、现中华文明之本色。

中国早期纪时方法，按照郯子的说法，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皞氏以龙纪，少皞氏纪于鸟等（《左传·昭公十七年》）。当人类掌握了圭表测影以定时节的技术后，就把握了太阳运行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整合其他天象物候知识，二十四节气逐渐定型，以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形成的知识体系最终胜出。朝日夕月，太阳月亮成为信仰对象。其后即使“腐草为萤”“雀入大水为蛤”等不符合事实，但圭表测影技术的先进性保证了二十四节气知识系统整体的有效性。

　　　　1909年10月12日，唐国安带领首批庚款留学生赴美启程。往后的20多年，经唐国安先后甄选的3批共180名留美学生中，先后出现了像梅贻琦、张子高、竺可桢、胡适、戴芳澜、金岳霖、吴宓等的学界泰斗，这些人都成为了影响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公派留学计划延续百年，更是诞生了一大批包括杨振宁、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朱光亚等大部分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开创者。唐国安推动留学生计划的成功，被称为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的“复活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