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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方面来看，做好车联网，需要规模的数据接入，持续的模型迭代，以及快速的验证闭环，在一定的投入周期基础上，才能收得成效，因此必须是一把手工程，才能有足够的定力和推动力达成这一目的。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坚持对底层技术持续投入，对算法、模型持续优化，和智驾、智舱等场景化功能达成深度协同。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在本次事件中，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拒不赔礼道歉的行为，显然也是严重且公然违反法律的行为，当事人作为公众人物，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仍旧以导师身份在公众面前出镜、说教，这显然与社会公众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差别。对于此类情形，应当有所规制。比如，司法机构可以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将具有该行为的人直接纳入到失信人员名单里；主管机构或行业协会可以细化相关的行为规范；行业从业者乃至社会公众，应当树立正确的荣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