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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慈善联合会介绍，除了假冒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假冒慈善名义等形式，诈骗的行为也是五花八门，而且多数都是通过社交媒体等互联网途径进行，有些诈骗分子还会在线下以慈善的名义举办晚宴等形式欺骗公众，迷惑性和隐秘性都很强。

呼家楼还有一座道光年间的山东会馆，是为当时在京山东海阳籍人士提供集会、养病、停柩的场所。旧时商贾走贩云集，准备进城的人，有时就在附近旅店落脚。当时这一片山东人较多聚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朝外呼家楼兴建了山东会馆（海阳义园），这座会馆是北京现存的唯一一座义园会馆，极具史料研究价值。山东会馆现存一处四合院带东跨院建筑，院中东南角东配房南山墙南侧，立有一通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修海阳义园碑记》碑，1986年被列为朝阳区文物保护单位。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