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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审视孟子的新角度同样能启发我们重新看待《论语》《大学》《中庸》等经部的儒家典籍。孔子、曾子、子思诸儒的思想不仅仅是尧舜诸先王道统的延续，它们同样处在诸子争鸣的大背景之下，他们与同时代诸子分享着相近的论说语境，这些极具共性的思想家彼此间相互映衬、时有精彩的理论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在诸子系统中理解孔子与《论语》，自然要将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大家老子作为重要参考，在孔老对照中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界定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六论“新子学”》对此已展开探讨。同理，对于《大学》的作者曾子，我们亦应置之于同时代的诸子群体中来认识，在子游、子夏、子张等曾子同门的参照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曾子忠恕孝悌等核心主张。而且理解了曾子与子游诸人的密切关联，我们亦可认识到其弟子子思并非单一地继承了曾子思想，子思作《中庸》是对前代诸子各类立场的综合与开新。可见，以诸子群体为参照来理解孔、曾等思想家及其著作时，不像以先王道统为基准的经学视野那样特意强调某一人或某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主干地位与权威性，而是能保证诸子地位的平等性，由此把握此人此书的独特性，从而复现先秦学术图景的多元性与生命力，这正是“新子学”欲使《论》《孟》诸典还归于“子”的愿景所在。

西夏陵出土残碑上的文字除碑额为篆书外，其余无论是西夏文还是汉文多为正楷。同一帝陵碑亭出土的残碑有多种不同的字体类型，显示出碑亭中原有多方碑石。因是在帝陵中立碑，书写者均是名家高手，所刻文字书法精良，雕刊精细，展现了西夏书法艺术的水平。其中有的端正大方，有的字势豪迈，有的温淳婉丽，有的圆熟深沉，有的似瘦金，有的类院体，有的镌刻后再涂金色，使文字熠熠生辉，反映了西夏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

　　　　据了解，明代中期，苏州城市及生活其中的文人、学者，在园林、文学、书画、戏曲、文玩器物等各个领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由此孕育出的吴门书画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高峰。沈周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及“文氏一门”、陈淳、陆师道等，在近两百年里共同影响着江南的雅俗之变，构成明一代文人温文尔雅的审美样式。书法方面，吴门各家好古博采，聚集了沈周、李应祯、吴宽、祝允明、文征明等文士，他们共同构成了“吴门”书法艺术的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