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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不负责对文学人物的评价，而是把评价交给时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大众对名著中人物的认识也难免产生变化。以网络文学阐释经典名著，蕴含着基于现代视角的人物臧否，也表达了读者对名著人物脸谱化解读的反抗。《巴黎圣母院》里的反派角色、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只有冷酷凶残吗？网文“爱情囚徒”的视角，则以同情的眼光表达克洛德也是宗教制度的牺牲品。这大概是“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吧。

把波伏瓦、阿伦特和桑塔格放在一起读，很有意思。她们之间具有诸多的共性，比如个性鲜明，特立独行，坚韧异常，有深邃的洞见与智慧，也有复杂甚至激烈的内外在表达。在公共领域，她们有针对自己性别的发言，但更多时候，简单地认为她们只是在争取女性权益、推动女性地位提升是一种低估。在思想市场上，她们是雕像般的存在，遥远但清晰可见，外形坚不可摧但内里柔软……作为书写她们的传记作品，理应让读者看到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因而这需要传记作者拥有坚定的第三方评价口吻与立场，来部分抵消她们强悍的思想家与政治理论家的形象，让人看到她们成长经历中的真实，看到作为一名女性曾经被“支配”的失望与愤怒，才更能发现她们的价值。

　　　　赵丹举例，西部某省的一所乡村小学，办学规模不足百人，按百人标准核定公用经费，学校一年能够获得的公用经费为10万元左右。而现实情况是：这所学校每年需支出的培训费、电费、临聘工作人员工资、实验实习、文体活动、取暖、交通差旅、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房屋日常维修维护等花费，远超过10万元，很多费用不得不由校长垫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