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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普通航空公司的“锁座”规则却是模糊的，一些航班上，大量座位被锁定，付费选座的价格和标准也随意变化。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难以知道自己是否获得了合理的服务价值，不知道“锁座”比例是多少，自然也无法形成稳定预期。当消费者不得不额外花钱来获取原本属于“标配”的权益后，就会产生被剥夺感。这种人为制造信息差、逼迫消费者多花钱的做法，不仅令人失望，更直接戳中了消费者对于公平和透明的敏感神经。

据了解，一般银行都会明文规定禁止信贷经理与贷款中介合作。但短期压力之下，有些信贷经理铤而走险与助贷机构合作获客。一名农商行信贷经理婷婷（化名）告诉记者，在市场行情差的时候，因为指标达标较为困难，有的同事会冒险与中介渠道合作“走捷径”。尤其是年末，银行业内卷贷款利率，不仅拓展新客户难，存量客户也有流失风险。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