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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他表示，今后宏观政策调控会越来越集中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协调配合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政府债务。“要全面认识债务的可持续性。政府债务的发行有极强的货币政策效应。因此，关键是要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

　　　　巴黎西岱大学汉学教授毕游塞介绍了当下法国儒家文化发展情况：一是华裔为了让后代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常开设一些读经班，阅读《论语》等儒家经典，其中涉及儒家文化本土化问题；二是法国大学的汉语专业学生会主动了解儒家文化；三是法国的儒学研究工作是跨学科的；四是法国的出版行业翻译出版了许多儒家经典，推动儒家文化在法国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