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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王文杰曾为了研究课题挂职于中部某县城政府机构。据他观察，年轻人回到县城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城市就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他们渴望寻求更舒适、稳定的生活环境；二是家庭因素，家庭支持及照顾父母等原因需要他们回到县城；三是大城市发展饱和，县城以及广阔乡村反而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悉尼华星艺术团的成员们也正紧锣密鼓地排练节目，准备在悉尼政府组织的2025年春节嘉年华活动中献上一场中华文化盛宴。“春节申遗成功，大大提升了我们海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让我们向其他族裔民众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更足、动力更强。”余俊武说，近年来，悉尼所属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多个州郡都在春节举办嘉年华活动。2025年春节期间，悉尼华星艺术团旗下20多个艺术团体将赴各地参加多场嘉年华活动，与当地民众共享春节的喜庆祥和。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