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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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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在后续教学中，我会引导学生穿透“精致利己主义”的表象，看到这种“精致”本质上是对既有规则的虚假迎合而非真实认同，一旦既有规则不能帮助“精致利己主义者”达成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们就会立刻抛弃规则，改走其他捷径，这种“投机主义”思维，是对规则的一种“隐性破坏”。其次，要对“利己”和“利己主义”作出明确区分，“利己”是人的本能，个体追求自身正当利益无可厚非，而且保障个体正当利益的实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利己”不等于“排他”，更不等于“损公”，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和集体利益之上的“利己主义”已经完全等同于“极端个人主义”，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同时，也要为“集体主义”正名，集体主义不是“群体主义”“牺牲主义”“小团体主义”，而是凝聚集体成员共同需求和利益，为集体发展提供价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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