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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鸣与欢声，天籁与人籁，有声与无声，所有的这些声音层面在陶渊明笔下都指向一个更高远的范畴，那就是“自然”。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记载了他外祖父孟嘉的一则佚事：“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琴瑟类的弦乐器与笛箫类的管乐器相比，制作所需的原材料种类更多，制作工艺也更为复杂，这样也就更少自然的真趣而多人工的机巧。而歌唱所依托的是人自身的喉舌唇齿，反求于己，不假外物，因此比笛箫等又胜一筹。这种观念和《庄子》中抱瓮丈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说法是一致的，实质仍是对自然本真的看重和坚守。《老子》《庄子》中都反复强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陶渊明也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庆幸自己归耕田园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诗意地栖息于声音世界当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欣然走过四时，坦然面对生死。他的声音观和他对声音的叙写，是他人生旨趣与生命哲学的真实显现，也从某个侧面体现出他对中古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一场“跨界”展览别具一格。珐华彩莲池纹梅瓶、象形执壶等精美文物的复制品，与“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模型一同现身深海先进技术暨深海（南海）沉船考古主题展，共同讲述深海技术和水下考古跨界融合故事。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经学与今天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也相互关联。事实上，经学研究也可以从文明的相通性这一点来加以切入。传统的西方古典之学后来逐渐走向了文献诠释与神学等义理统合，从而超越了单纯的文献梳理，经学也具有相近的取向，它并非仅仅限于对传统经典文献的考证。中国的经学不同于埃及学（Egyptology），作为古代文明，古埃及文化已经消失，埃及学主要便以研究古埃及文明的语言、文字、历史及文化艺术为指向，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过去的历史。经学则在今天依然还有现实的意义，其内容有别于历史的陈迹，这与埃及学以逝去的文明为对象显然不同。事实上，现代意义确乎构成了经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这种意义又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