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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起初，我极不适应凌晨2点到早上9点上夜班，三四点时困得要命，用冷水洗脸、喝咖啡喝茶、转圈跺脚等各种方式都用过。这两年，我对叫班工作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前辈杨莹说，1958年宝成线开通时就有叫班员了，那时要挨个敲门，费时费力；20世纪90年代有了通话器，可遇急事还得跑过去；2000年前后引进叫班系统，才有了如今工作的雏形。2023年，我见证了人脸识别系统的引入，原本单人入住时间需40秒左右，现在15秒就能完成。

　　　　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尽管我妈一口咬定是因为看电视，但我坚信是因为我“太爱看书”。我小学四年级近视以后，妈妈几乎用尽了各种办法：食补、眼保健操、带我出去跑步……然而并没有遏制住我疯长的度数，最后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近视治疗机构，带回一台价格不菲的“眼部按摩仪”。至今我还记得打开按摩仪眼前会亮起两个飘忽的绿点，耳边是按摩仪工作时的音乐，然后就是漫长而烦闷的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