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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墓志尚未广泛应用，再加上盗扰，这让判断墓主人身份成为此时期考古工作的一大难题。此前几座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三国墓葬，都依靠的是出土器物上残存的文字信息，如著名的安阳曹操高陵发现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石牌、洛阳曹休墓出土“曹休”铜印、马鞍山朱然墓出土写有朱然身份信息的木刺、南京五佰村丁奉墓出土刻有丁奉身份信息的砖地券。此次确认张昭墓的重要依据是M170出土的两方金印。两方印皆为龟钮，阴刻篆文，一为“辅吴将军章”，一为“娄侯之印”。据《三国志》，拜辅吴将军者仅张昭一人，爵封娄侯者仅陆逊、张昭两人，而陆逊于夷陵之战后已改封江陵侯，故两印的主人只可能是张昭。

早前，因为简牍出土数量不足，并且大多支离破碎，其学术价值一般只说是证史、补史，处于辅助、补充的位置。现在由于资料的快速积累，尤其是有像睡虎地秦汉简这样数量多、保存也比较好的大宗材料，通过适当整理和互勘合校，简牍文献已经在行政与政区制度、律令与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文书制度、算术与医药、风俗习惯等领域的创新性研究中成为主要的资料依据。

　　　　客服发来一张写有“质保单”的票据，上面详细列出店名、地址、电话、销售编号等信息，并标明首饰的重量、单价及动辄数万元的总金额。“这些内容都能根据需要填，编辑好发我就行。”记者询问该票据是否可以作为质保凭证，对方称，这只是“道具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