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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

这首被命名为《重过圣女祠》的七言律诗，在表面上只是深化了第二首《圣女祠》诗的调子，对圣女“上清沦谪”的处境更为感同身受。这位嘉陵江边的圣女终究无法为诗人所感动，但“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的横空出世，终究为这位没有塑像与图影的圣女，博取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出土简牍约30万枚。”陈伟介绍，不过，由于简牍易损坏，墨迹易脱落，绳索出土时大都腐朽无存，使得简牍的整理异常艰难。必须通过释字、断读、缀合、编连等多个环节的缜密考订和反复推敲，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解读上，逐渐贴近古人书写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