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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提及这方面话题和未来的人生规划时，马龙却说得很实在，“我感觉自己在熟知的领域之外，其他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和弥补。我的身份仅是一名乒乓球选手，是世界冠军而已，目前的影响力也仅限于乒乓球领域。当然如果允许的话，我很荣幸也很希望在民间交流等方面多做贡献。”

储文皓则认为，光量子路径在专用量子计算机上确有优势，但Willow在纠错问题上的突破无疑给超导路径打了一剂“强心针”。超导路径能否实现商业化应用的量子计算机已不是一个科研问题，而是一个工程问题。如果更高性能的制冷机、集成度更高的超导芯片、使用人工智能高精度控制量子比特等技术能够得到解决，Google和IBM提出的在2030年左右研制出百万量子比特的商业化量子计算机的目标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光量子路径还需要解决一些科研问题，特别是光学元器件的集成化、微型化等问题。如果集成光子学能够取得突破，光量子路径可能与超导路径并驾齐驱。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