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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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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径通幽处，有一棵丹荔树，枝叶随清风簌簌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33岁的苏轼为父亲守孝期满，离乡赴任之前，栽下一棵荔枝树，并与乡里友人约定，待树长成即归眉山。然而，苏轼回到京城后仕途坎坷，辗转多地，杳无归期。苏轼在元祐五年（1090年）写下《寄蔡子华》诗，表达了无尽的乡愁：“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做江南未归客。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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