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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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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吴倩表示，狄仁杰能成为中外读者和观众心中的“神探”，与荷兰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介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唐狄公案》英文版一经面世，即在欧美引起轰动。后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许多西方人正是通过“狄法官”来认识中国，狄仁杰也被西方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这部作品也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