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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针对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下简称《出行图》）的研究就能确切地反映这一点。《出行图》表现的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率军出行的场景，其中两处出现乐舞内容，分别是鼓吹前导和伎乐队舞，这些内容能够与前述敦煌文献P.3773V《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中的记载对应，加之目前可以通过P.4640V《归义军己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P.4995《社邑修功德记》等文献确定敦煌地区管理乐舞的官方机构为乐营。因此，《出行图》中所绘乐舞活动应该就是乐营组织实施的。此外，在《出行图》中出现了鼓类乐器，尤其是鼓吹前导使用了大鼓，而敦煌文献P.2641《丁未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呈设宴账目》中有造鼓木匠的记载，S.1366《使衙油面破历》还出现与造鼓相关的其他工匠，如造鼓床木匠、画鼓画匠等。宴社司又是归义军下设负责使客、修造、佛事、助葬等宴设和食料供应机构。因此，综合图像和文献基本可以确定《出行图》中的大鼓就是由归义军乐营组织工匠制作的，工匠每天的食料则由宴社司负责供给，而且当时造鼓已具备相对专业和细化的制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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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敕勒歌》与相关历史事件密切结合，显然是近代以前一以贯之的诠释路径。可见古人关于《敕勒歌》“慷慨悲凉”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来自文本，不如说来源于玉壁战败后高欢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移情。正如清人袁枚所云，“唱罢阴山《敕勒歌》，英雄涕泪老来多”。到了近代，文学研究者才将《敕勒歌》与作为伴随文本的《北史》《北齐书》剥离，终于使其作为一首记叙塞外风光的“北朝民歌”写入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