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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琨益对记者表示，反诈宣传除了重视“量”，也要重视“质”，要不断调整宣传内容，以应对犯罪变化趋势。一方面，需要加强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涉外法治的研究和国际合作治理创新；另一方面，要重视执法技术的智能化。网络犯罪要靠网络治理，要比犯罪组织先一步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电诈犯罪相关信息进行监控和分析。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剧组或者明星们对“南大冷遇”怀有不适感，是否因为他们在其他场合收获了太多不恰当、不冷静的“热捧”？某些明星前呼后拥的出场姿态、粉丝群体如痴如狂的追星表现、“饭圈文化”毫无节操的“膜拜”……和这些场景相比，南大校园里出现的这一幕确实有点反常的味道。可转念一想，这又何其正常：学校是教书育人的清净之地，读书学习是学子们的天职，难道希望大家放下书本一窝蜂去追星？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杰弗里·卡恩指出，自太空竞赛以来，社会对风险的态度已然发生变化。卡恩曾参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独立研究小组，负责分析与宇航员生命相关的伦理问题，探讨哪些风险值得承担。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成本效益的计算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当时，赢得这场太空竞赛虽被视为高风险，但也潜藏着巨大的回报，值得一试。然而，如今的任务动机显得更加模糊，风险仍然存在，但不再像过去那么极端，而与之相伴的回报也不足以证明值得承担如此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