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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提到，要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的空间，带动中国第二轮城市化浪潮。“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核心区一般居住人口30%左右，60%以上在核心区之外的都市圈范围，特别是城乡接合部范围，我国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刘世锦说，在提升城市化比例的过程中，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可能快速增长，“我们希望用10年左右的时间，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亿人-9亿人，（在）这样的中速增长期，服务消费占比可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孟学史”即关于孟子及《孟子》一书的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部较为特殊的文化经典，它存在着多种身份，这也使得孟学史与多种学术门类存在关联。首先，《孟子》曾是一部子书。孟子作为先秦诸子的重要代表，其思想的载体《孟子》一书最初自然被归于“诸子类”的著作中，宋之前的图书目录分类皆如此。其次，《孟子》亦有经书的身份。从唐朝兴起的“孟子升格运动”到了宋朝则蔚为大观，孟子因为其思想中心性论、道统论等要素契合儒学发展的需要而受到了儒者空前的重视，《孟子》在宋代也成了科举书目，并列于当时所刻的“石经”之中，目录学家已然认为“《论》《孟》并列为经”（《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语孟类》），此后元明清各朝，《孟子》一直列于十三经之中。成为经书的《孟子》其论点观念在古人看来具备权威性，不可随意质疑，同时又要在尧舜至周孔这一脉道统上来阐发《孟子》，研究者对于《孟子》“述”的成分要多于“作”的成分，这些都是经学式《孟子》研究相较之前子学式《孟子》研究的差别所在。再次，《孟子》亦被视为一部哲学著作。近现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发端于西方的哲学在中国学坛确立了牢固地位，哲学经历了学科化之后，大致形成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分支，它们恰与《孟子》中的天人之学、心性说、民本论相呼应，《孟子》研究由此转入哲学学科体系中，当然其他学科门类如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亦有相应的孟子学研究。相较于对《孟子》的子学式或经学式研究，哲学式《孟子》研究以一些专门的哲学问题为切入点来阐发《孟子》，其论述显然更专精。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河流的地理学认知，很早就达到了极高水平。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墓群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地图实物中，公元前300年前后的古人，就能于木板上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渭河上游各河流的分布情况。公元6世纪，郦道元写作的《水经注》中，对全国河流信息的掌握程度，已令人叹为观止。不但记载河流数量高达1300多条，不同河段的清浊、缓急、宽窄、丰枯等细节，都有明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