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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强调的是政策加力释放，注重的是政策实效。增量政策是建立在存量政策基础上的，既是在原有政策手段上大幅增加投入力度，也有新的政策工具加入，体现了若干鲜明特点。比如，财政政策的加力，通过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进一步畅通经济运行链条；货币政策的加力，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可以保持流动性充裕，更好满足有效信贷需求，并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消费政策的加力，通过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紧密结合，可以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从而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投资政策的加力，通过发挥好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揽子增量政策最终要落到增强信心、提振预期上，很多政策在出台时，都注重把握时机、力度和节奏，凸显了对预期管理的高度重视，这本身也是宏观调控的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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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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