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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西帕古丽·麦麦提又积极参与到老年人医养结合的服务工作中。在一次走访中，她得知一名当地居民在带状疱疹治愈后留下后遗症，每天晚上腿疼得睡不着觉。她想起了在学校时，老师曾讲过同样的病例，于是尝试用中医技法为患者进行治疗。几次治疗之后，患者的症状有了明显改善。“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患者向她不断道谢。

这堂课是北京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区域创新示范联合体成立后的首堂公开课。北京物资学院宣传部部长刘世波介绍，联合体以首都运河沿线7个区、32所大中小学校为主体，由北京物资学院等学校牵头，打造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创新品牌，让运河文化和思政教育融合起来。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