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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由原来的16条修改为18条，加大对文物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追究的罚款数额，由原来最高50万元增至500万元，情节严重的最高可罚1000万元，并且根据前面六章条款修改以及相关立法要求作出相应修订。譬如，第八十三条第一款对应法律规定的文物保护要求，增补了需要责令改正或者进行处罚的两类违法行为，包括未制定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措施，或者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措施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对应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先考古后建设等制度，缜密夯实有关法律责任，这将有效扭转曾经时有发生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为建设工程“遁形让步”的被动局面，切实加强地下文物保护，确保文物安全。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

　　　　今年一篇由研究萤火虫、蜘蛛的专家合作发表的论文，揭示了节肢动物行为的复杂性，即蜘蛛会操纵并利用其猎物萤火虫的物种求偶信号，搞起“网恋”“杀猪盘”，把猎物骗进来杀掉。这项由华中农业大学付新华教授团队与湖北大学李代芹、张士昶教授团队合作研究的成果，获得菠萝科学奖生物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