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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徐京坤从不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以前人们说战胜海洋、战胜自然，但对于真正的航海来讲，这是绝对不能有的东西。”在他看来，真正的航行，更多是如何管理好自己、如何运用好技术和科技，和自然和谐相处，“利用风、海浪、水流来帮助你到达远方”。

在遗址出土简牍上，目前已经发现两汉时期30个纪年，上至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下至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时长跨度263年，包含了汉昭帝至汉灵帝及其间四位西汉皇帝、王莽和七位东汉皇帝的年号。如此多的两汉纪年简牍证实了自西汉中期武帝设立益州郡以来，中央王朝在此进行了长期稳定的统治。而正是在上述的制度一统、思想一统、文化一统下，实现了云南这块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

　　　　实际上，仅根据寺学的分布位置来看，6件有题记的写本中至少有3件是属于寺学学子。学界大多认为敦煌藏经洞文献或为三界寺资产，结合题记所明确涉及的寺院，可以推测，被教师们选为授业教材的《秦妇吟》，至少是以金光明寺、净土寺、三界寺这三所寺院的实际地理位置为中心，以学子们的活动范围为幅度，向外界社会进行了辐射式传播。根据李正宇等人的调查结果，金光明寺为敦煌著名僧寺，简称“金”，坐落于沙州城西北（P.2856V2、S.3905）。三界寺简称“界”，寺址在敦煌莫高窟前。净土寺也是敦煌著名僧寺，地址在沙州城内（P.3224、P.2032）。因此，书写和诵读《秦妇吟》的学子们并非同处于敦煌境内一隅，而是沙州城内、沙州城西北、沙州城东南皆有分布，而沙州正是敦煌的另一个称呼。分处敦煌城各个方位的著名寺院都在使用《秦妇吟》作自家学生的教材，说明敦煌各学校之间在选用教材方面存在互相参考、彼此通行的特点，也共同体现出不同学校教书先生对《秦妇吟》较为一致的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