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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汉唐主要是以五经为主的注疏之学有别，宋代兴起的新儒家既诠释五经，又诠释四书，主要发展的是义理之学；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开始将义理之学往文字学、考证学方向推动，批评义理之学末流的空疏，后发展出清代考据学，在乾嘉时期达到兴盛。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谓的“汉学”，实指汉代的古文经学，认为清代的考据学、乾嘉之学或者所谓朴学是汉代古文经学的复兴。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批评江藩之说，为宋学和程朱理学辩护，批判汉学。

一些中国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本质上诉诸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最朴素的、最具通约性的情感。例如《山海情》里的村民用双手消除贫困，《欢乐颂》中的青年女性携手互助，《三体》中人类在面对外星文明威胁时的团结和勇气……在这些全新的中国故事中，奋斗、亲情、友情等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在作品中交织激荡，构成作品跨越时空传播的“最大公约数”。

　　　　更有意思的是，在略显严肃地讲述完古籍上的麻醉方法后，陈存仁把视线投向了民间文学，引用扬州评话大家王少堂讲述“武松十字坡打店”遇见孙二娘下蒙汗药一节，作为插曲。看似旁逸斜出，其实是把中医药的发展放置在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将常人难以想到的丰富的社会层面、文化价值揭示出来，让人读后回味不已。